為何董事必須對人民與地球負責——而不僅是利潤
以股東至上原則為根基的傳統公司治理模式，正日益與現代商業現實及社會期望產生衝突。隨著氣候變遷加速、社會不平等加劇，以及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日益興起，狹隘地聚焦於最大化股東價值的做法，不僅顯得過時，更可能帶來破壞性影響。現已到了根本性改革董事受託責任的時刻，必須明確納入環境管理義務及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參與責任。
股東至上原則的局限性
數十年來，企業界始終秉持著這樣一個前提運作：董事的首要——且往往是唯一的——受託責任在於最大化股東回報。這項原則雖為決策提供了明確指引，卻也催生出這樣一套體系：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環境惡化、勞工剝削與社區損害皆被視為可接受的外部效應。 其結果是形成了一種企業生態：短期財務收益往往以犧牲長期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為代價。
這種對受託責任的狹隘詮釋，在應對環境挑戰時顯得尤為棘手。在傳統受託框架下運作的董事們，若相關舉措無法為股東帶來即時財務回報，便可能因法律限制而卻步於投資環保或永續實踐。這為應對氣候變遷及其他環境危機所需的轉型變革，築起了結構性障礙。
擴大受託責任的商業案例
擴大董事的受託責任範圍，納入環境與利益相關者考量，不僅是道德上的必要要求，更是商業上的迫切需求。未能應對環境風險的企業，將面臨日益嚴峻的監管壓力、供應鏈中斷及聲譽損害，這些因素都可能嚴重衝擊其長期生存能力。從物理性損害到擱淺資產，氣候相關的財務風險對股東價值構成實質威脅，而傳統的受託責任框架難以充分應對此類挑戰。
同樣地，忽視利益相關者權益（包括員工、客戶、供應商及社區）的企業，往往面臨人才流失、消費者抵制及監管反彈等挑戰，最終損害財務表現。新冠肺炎疫情充分證明：與利益相關者建立穩固關係的企業更能安然度過危機，而僅以股東利益為優先的企業，則常陷入勞動力不穩定與社區反彈的困境。
研究一致顯示，在環境、社會與治理（ESG）方面表現優異的企業，長期表現往往優於同業。這表明擴大受託責任不僅不會與股東利益衝突，反而能提供更全面的框架，以保護並提升長期價值創造。
改革之合法途徑
多個司法管轄區已開始探索法律改革以擴大董事職責範圍。英國《2006年公司法》要求董事在決策時須考量員工、供應商、客戶及社區的利益，同時評估環境影響。儘管此舉代表著進步，但該框架對於如何平衡各利益相關方之間的衝突利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
更有效的方法應包含明確的立法變更，以清晰界定董事在環境保護及利益相關者方面的義務。這可能要求董事必須：
• 針對重大商業決策進行全面性的環境影響評估
• 為環境績效與利益相關者價值創造設立可衡量的目標
• 以與財務報告相同的嚴謹標準，定期匯報環境指標與利益相關者指標
• 展示如何將環境因素與利益相關者考量納入戰略規劃流程。
這些義務需輔以安全港條款，使董事在基於善意決策、平衡股東、環境及利益相關者權益時免於承擔責任。此舉將鼓勵董事採取更全面的治理方式，同時避免使其暴露於過度的法律風險之中。
實施挑戰與解決方案
擴大受託責任的批評者常指出，平衡多重利益相關者權益的複雜性，以及可能導致決策癱瘓的風險。這些顧慮雖屬合理，卻非無法克服。透過明確的監管指引、行業標準及專業發展計劃，董事會能有效應對這些複雜挑戰。
解決方案之一是建立標準化的利益相關者影響評估框架，類似現有的財務分析工具。這些框架將協助董事以系統化、可量化的方式評估決策可能產生的環境與社會影響。專業機構可開發認證計劃，確保董事具備履行擴展職責所需的技能。
另一種做法是逐步實施這些義務，從大型上市公司開始，隨時間推移擴展至較小的實體。此舉將有助於發展最佳實踐方案，並根據實際經驗完善法律框架。
執法與問責的作用
若缺乏有效的執行機制，擴大受託責任將形同虛設。監管機構需強化權力以監控合規狀況，並對違規行為實施具實質意義的制裁措施。此類制裁可包含財務罰款、董事資格取消，以及要求採取補救行動等。
持份者團體（包括環保組織及社區代表）應具備對違反環境及持份者責任的董事提起衍生訴訟的資格。此舉將建立直接問責機制，使問責不單單依賴監管執法。
對未來的願景
向擴展受託責任的轉型不僅是法律改革——更是對21世紀企業宗旨的根本性重塑。在這些框架下運作的企業將能更有效地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創造永續價值，同時應對當代迫切的環境與社會挑戰。
這項轉型將推動永續技術的創新、改善工作條件、強化社區凝聚力，並協助建立更具韌性的經濟體。董事們擺脫股東至上主義的人為束縛後，將能做出兼顧多重利益的決策，為長期繁榮作出貢獻。
前行的道路需要立法者的勇氣、企業領袖的承諾以及利益相關者的壓力。但潛在的回報——一個更永續、更公平且更繁榮的未來——使這項改革不僅是可取的，更是不可或缺的。問題不在於我們能否負擔得起這些改變，而在於我們能否負擔得起不去改變。
漸進式變革的時代已然終結。我們需要對董事的受託責任採取果斷行動，使公司治理與現代世界的現實及後代子孫的迫切需求相契合。